后记（十一）五反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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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十一）五反三正 (第3/3页)证明眼下的民营工厂分配不均。
在皇店之中，工人的工钱占皇店利润的四分之三，而民营工厂中，工人工钱只占利润的二分之一。
如果没有皇店，或许民营工人的工钱会降低到占利润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的程度。
三千多万工人，他们身后代表的是三千多万个家庭，是接近大明户籍总数四分之一的人口数量。
大明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了解过市场情况的。
这么多年以来，大明发行的货币总量高达十七亿，即便以眼下大明人口已经达到六亿三千余万，但这笔货币还是让民间的物价不断上涨。
尤其是经历了咸嘉年间的战争过后，大明内部的物价更是上涨了10%~20%左右。
因此，这次的工价上涨是比较符合规律的，并不会对市场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
群臣之所以反对，无非就是工价上涨导致了他们及背后商贾的利润下降罢了。
但对此，朱伯海并不打算让步，反而是针对这样的行为开始了“五反三正”运动。
从正月初三开始，朱伯海下旨重组都察院，并任命李绂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开展为期三年的京察。
经过重组后的都察院办事效率极高，地方上一旦出现百姓举报官员，都察院便全体出动，地毯式的在该省进行调查。
在这样的高压调查下，许多皇店官员、民营商人贪污、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都被查出。
对于严重犯罪人员，都察院联合三司进行会审，对其依法严惩。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广东总兵王英胤和原浙江布政使蒋祥车裂，诛三族。
除此之外，与其结党营私的四万余名官员被下旨斩首，其三族流放波斯三省，牵连五十余万人。
由于贪污行贿的官员太多，为避免出现缺额，因此原定七、八、九、十月初，十月中旬的县试、府试、省试、会试、殿试不得不提前到四、五、六、七月进行。
七月，殿试策论为《何以安天下民心》题目，摘得状元的是来自长沙府的李子任。
吏部的打算，本来是想要将李子任留在翰林院，但是李子任却要求加入都察院。
因此，吏部在征求过他的个人想法后，将其派往都察院担任正七品湖广监察御史。
这样的官职对于一位状元来说有些低，但李子任却干的很是起劲。
拿到官凭的第一天，他便在京城官吏坊收拾行囊离开了这繁华的北京城，只身返回了湖广。
他抵达湖广的时候，正是“新政”执行的高潮，而他因为其父亲担任湖广按察使的身份，因此早早被人打听过了性情。
得知李子任是个倔强无私、爱憎分明的人后，许多贪官主动告病回乡。
剩下一些顽固的贪官认为李子任拿他们没办法，因此继续占着位置，不断在衙门中与商人串通一气，收受贿赂。
作为监察御史，李子任有公车巡查的权利，但是他觉得开车过于招摇，因此和湖广官场的人买了几匹马，骑着马开始了他的巡察之旅。
同时，齐世子朱怡铭、太孙朱伯沐返回齐国。
八月，李子任抵达了长沙，并接到了当地百姓的举报，称当地道路总是修了又修，因此李子任假扮工人前往当地做工，亲身体验了一把其中的猫腻。
经过三个月的苦工，他收集了许多证据，并通过电报实名检举到了南京都察院衙门，同时列举了当地官员的诸多证据。
腊月初五，长沙知府王敬尧及长沙府境内三十余名官员被检举缉拿，李子任获得南京都察院嘉奖。
腊月二十，李子任被邀前往北京都察院廷议，与左都御史李绂相识，并得到了绍庆皇帝的接见。
与皇帝的见面中，他当着许多官员的面，大胆提出“皇帝应该做的是监察都察院和百官，治理国家应该让群臣来做”的看法。
对于他的大胆发言，绍庆皇帝只是笑了笑，并没有打击他和打压他。
绍庆二年正月，齐王朱和埨薨逝，绍庆皇帝派太子朱仲柄、兵部尚书博策棱前往齐国吊唁，并追谥号齐王朱和埨为“齐昭王”。
值得一提的是，兵部尚书博策棱是大明天启年间归化中原的漠北喀尔喀蒙古人的后代。
同时，他也是眼下归化蒙古人中担任官职最高的一人。
这也是大明第一次派归化蒙古官员参加诸藩吊唁，此时的蒙古人已经和大明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哪怕是远在东欧的蒙古国，此时也有近三分之一的国民是汉人，并且高层蒙古贵族都以娶汉女，嫁汉儿为荣。
不仅仅是蒙古国，外藩诸国基本都保持了这样的习俗。
三月，齐昭王下葬，世子朱怡铭即齐王位，并册封朱伯沐为世子。
三月三十日，都察院官员在旧港南海府进行京察时，南海舰队“王越号”舰炮炮手操作失误发射炮弹，击中载满都察院官员的“南海号”游轮，船上七十六名都察院官员身亡，无一幸免。
史称，“南海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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