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十三）工农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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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十三）工农罢工 (第3/3页)发生过后，皇帝朱伯海罢免户部尚书施询，并厉声呵斥诸多勋贵。
六月二十日，湖广民营工厂迫于压力，不得不恢复生产。
然而，在民营恢复生产后，蒋鼎等人又在皇店国营上做文章。
七月初五，湖广钢铁厂因为“工人”的操作失误而导致十二人受伤，钢铁厂宣布停产整顿。
湖广钢铁厂是此时大明十大钢铁厂之一，在内部工作的工人多达三千四百人。
由于大明施行日薪制，因此在钢铁厂宣布停产整顿后，大量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不得不走上街头，寻找临时工作。
八月，继湖广钢铁厂停业后，汉阳钢铁厂、武昌火药局、武昌织造局等国营工厂相继以检查安全隐患而停产。
绍庆皇帝下圣旨质问户部尚书施询，武英殿大学士蒋鼎，建极殿大学士王钦，但三人以咸嘉年间久不检修，眼下停工尚在情理中搪塞过去。
三人如此回答过后，史载“帝怒，罢其官职”。
然而，即便朱伯海罢免了三人官职，但皇店内部的数十万官员却依旧按照原来的计划不断进行停产检修。
今日汽车厂停产检修，明日织造厂检修，后日钢铁厂……如此反复，湖广地方工人不胜其扰。
这样的停产检修直接导致了化肥、布匹、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百姓生活成本骤增。
在生活成本的压力下，许多工农不得不放弃了跟随都察院检举贪官污吏的行动。
眼看着湖广的斗争即将败北，监察御史李子任拖着受伤的身体出院前往农村，工厂。
他在湖广百姓之中颇有声誉，因此得知他要来时，许多百姓还是会前往旁听。
在和百姓的交谈中，李子任用自己的经历教育了工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服从不会换来尊重，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压迫。”
在回到湖广都察院衙门后，李子任与官员们商讨如何对抗两党的反攻。
在会议上，李子任认为，国营官员是站在皇店背上吸血，民营则是勋贵们的利益所在。
民营市场十分脆弱，不可能长期停工，这并不符合勋贵、商人们的利益。
因此，湖广必须维持民营市场，甚至扩大民营市场，让湖广的官营、民营市场份额发生变化。
如果可以做到，那民营商人不会放弃得到的市场份额，两党官员、商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矛盾。
只要有矛盾，那就能让都察院获得逐个击破的机会。
现在他们必须要挑拨国营和民营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则是可以用实际行动来明面挑拨。
会后，李子任捐献了自己的全部家产，成立了一个大明互助会。
他将自己的家产投入互助会中，号召全体农民和工人停止从皇店买东西，而是改去民营工厂、店铺购买东西。
如果哪家遇到困难，那可以在地方上的互助局领取米面等必要生活物资。
在他的号召下，大量百姓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前往民营或个体经营的普通百姓店铺里购买东西。
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秋季七至九月，湖广皇店净利润腰斩45%，湖广皇店与民营商人争端不断，无法再联合制裁湖广都察院。
与此同时，李子任按照百姓们的检举，将皇店之中部分收受贿赂的官员缉拿，让湖广皇店的利益链出现空缺。
李子任利用部分官员的罪证，引诱他们说出其它官员的罪证，并承诺会在事后对其罪刑量轻。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一些立场不坚定的官员纷纷吐露自己所掌握的罪证。
依托这些罪证，李子任在十月初五弹劾湖广布政使覃澈，湖广皇店主事高士廉，并将罪证送往北京都察院。
得到消息，李绂当即在朝中为李子任策应，并依托李子任派人送来的罪证，将二人及其党羽缉拿入狱。
眼看李绂和李子任扳倒了湖广官员，稳坐钓鱼台的田文镜和张廷玉当即安排大量无党派的官员入主湖广。
至十月末，湖广境内的工厂开始恢复正常生产，并将“三涨”政策落实，大量工人获利的同时，绍庆皇帝朱伯海也下令蠲免湖广农业税一年。
这条消息通过《大明报》传开后，极大刺激了南方各省的百姓，他们积极响应都察院的号召，不断地检举、揭露地方官员的不法举动，监视着官员们的一举一动。
至绍庆二年腊月十五，全国被揭露下狱的官员数量达到两万四千三百余人，行贿的商人达到三万四千七百余人，“绍庆新政”取得阶段性胜利。
然而不等朱伯海和田文镜等人高兴，一则血腥的消息传到了宫中。
绍庆三年正月十二日，云南民营工厂拒不遵守“三涨”政策，引发云南昆明府集体工人罢工，十余万工人走上街头游行，包围云南布政使司衙门。
事件爆发后，云南兵马使吴耀南、布政使何锟、按察使赵继贤等官员命兵马司士卒、衙役驱散工人，期间因为口角摩擦而发生抢枪行为，士兵失手击毙工人一名。
枪声响起后，隐藏在工人之中的许多不法分子煽动工人集体，继而引发暴动。
昆明兵马司守备孙一贵下令开枪反击，致使三百二十七名工人死亡，一千四百五十三人受伤。
史称，“戊申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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