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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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益友 ——我的责任编辑何启治 五 (第2/3页)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儿吧。
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
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在《白》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其他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
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
“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书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
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书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书给他们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
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
大约是1997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书不存在
“历史倾向性”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
“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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