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作家和他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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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 作家和他的弟弟 (第2/3页)当一回事？我那时候看你没日没夜地写稿投稿，人家不登给你退回来。甭说旁人把你不当个人人看，兄弟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可你把事弄成了，真成个人人了，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还真的被弟弟堵住了口。这是生活运动的铁的法则。他当业余作者时，屡写屡投屡屡不中且不说，即使后来连连发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时，文坛也没人看好他，只有那部小说和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之后，原有的、属于他的生活秩序整个被打乱了。这个过程和过程中的生活法则，被弟弟都识破了。作家突然想到，论脑瓜，这个货还真的不笨；论心计——好的或坏的——他还真的不缺，说不定弄不来小事还能弄成大事哩！而今常常是这类人最早越出原有的生活轨道和惯性，一夜暴富。作家便松了口，半是无奈地笑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你搞吧！”
弟弟笑了：“现在该求你了。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字条儿，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贷出款子来。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办这事不费啥。”
作家故作惊讶：“哦！你还真动脑子了，把我的朋友关系都调动起来了……”
“而今这社会好是好，没有‘关系’活不了。”弟弟说，“你不过写一张二指宽的字条儿。刘县长也不过给行长打个电话说两句话。都不算啥麻烦劳神的事咯！”
作家笑笑，夹着烟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给刘县长写了一张字条儿。
几天之后，作家愈来愈感到某种逼近而又逼真的隐忧。这种隐忧之所以无法排遣，在于他意识到某种危险。作家的情绪制约着思路。总是别扭，总是不能通畅，总是无法让想象的翅膀扇动起来，正在写作着的长篇巨著遇到了障碍。他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县长办公室的号码，很内疚地说明来龙去脉，最后才点破题旨：“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说不清道理才把他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打发走算了。”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前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农行行长了。”
“这怎么办？”作家急了，不是怕弟弟贷不到款，恰恰是怕他贷到了款子，三天两后晌把钱赔光了怎么办！他对刘县长叙说了自己的隐忧。
刘县长不在意地笑了：“银行现在不会再做这种挨了疼而说不出口的蠢事了。现在贷款手续严格了。你放心吧。”
作家放下电话时，稍微安稳了。
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
弟弟说：“哥呀，贷款是没问题的。刘县长一句话，农行行长照办。我想贷十五万，他连一个子儿不敢少给。”
作家听着弟弟狐假虎威，得意忘形的口气，心情又负累了。真要是贷下十五万元，这货把钱给倒腾光了，谁来还贷？他便郑重警告弟弟：“你得考虑还贷能力……”
“害怕火烫还敢学打铁！”弟弟满腔豪气，“现在人家贷款要担保人，或者财产抵押。咱们兄弟姊妹就你日子过得好。你给我来担保。”
作家脱口而出：“那就把我押上？”
“谁敢押你这个大作家呀！”弟弟哈哈笑起来，“行长倒是给我出主意，把你那本书押上。”
作家现在才放松了，疑虑和隐忧全在这一瞬间化解了。行长给弟弟出的这个主意分明是游戏，不无耍笑戏弄的意味。自以为聪明的弟弟现在还在农行行长的圈套里瞎忙着。作家既不想为贷款而负累，也不想再看弟弟揣着那点鬼心眼在老练的农行行长跟前继续瞎忙出丑。他便一语戳透：“我的那本书早都卖给出版社了。版权在人家出版社，不属于我了，押不成了。”
弟弟显然不懂出版法。这个专业法律与弟弟的实际生活太隔膜了。弟弟还不死心：“你写的书怎么不由你哩？你的娃娃咋能不跟你姓哩？”
“这是法律。”作家说。
“到底是你哄我哩，还是农行行长哄我哩？”弟弟的声音毛躁起来了，已经意识到那个梦的泡儿可能要碎了。
“你自个儿慢慢辨别吧。”作家说。
“那你得给我想办法。”弟弟说，“哪怕找个有钱的人，哪怕编个谎话，先让我把款贷下。”
作家再也缠不过，便说：“我有一支好钢笔，永生牌的。你做押吧！”说罢挂断了电话。
冬天到来的时候，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的上部。此刻的心境是难以比拟的，像生下了孩子的产妇，解除了十个月的负累之后的轻松和痛苦折腾之后的恬静与踏实；像阴雨连绵云开日出之后的天空一样纯净和明媚。这些比拟似乎又都不够贴切，真正的创造后的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
作家急迫地想回老家去。温暖的南方海滨，他都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迫切地想回到故乡去，那里已经开始上冻的土地，那里冬天火炕上热烘烘的气息，那一家和这一家在院墙上交汇混融的柴烟，那一家的母鸡和这一家的母鸡下蛋后此起彼伏的叫声，甚至这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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